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作 者：

张文木

作者简介：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对于维护中国政治安全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最高政治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朋友多多的，让我们的敌人少少的，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中国要汲取历史上俄国在中东铁路上越帮越忙、交友不成反为仇的教训，深入体会和总结毛泽东“坦赞铁路”将中国和非洲人民友谊联结迄今的成功经验，用丝绸之路联起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亚投行的设立，标志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与此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着转移。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有了学习管理国际金融本领的机会，挑战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可能产生的国际资本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更大的伤害。避免伤害的办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学习并掌握战胜它的本领。

Under new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o maintain political safety.The highest political objective of the strategy is to make more and more friends and to reduce our enemies,and thus to create a sound diplomatic environment for our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China should learn historical lessons from Russia,who failed to make friends with China but made China its enemy when Russia built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Moreover,China should better understan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bout how the TAZARA Railway built up the Sino-Africa friendship in order to built up the friendship with the world,especially with the Thrid World through the New Silk Road.The foundation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implies th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power system is shifting.AIIB is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a challenge for China.It provid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how to manage international finance,but it also expose us to the potential harm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to our socialist road.In order to avoid the harms,we should master the knowledge about how to defeat it.

期刊名称： 《政治经济学评论》

复印期号： 2015年04期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亚投行/战略意义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strategic significance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这是两件近期发生并对未来中国将产生重大深影响的大事件。为此，我们特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就其中的政治意义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想法。

 

记者：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在您看来，“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在什么样的国际背景下提出的？

张文木：我认为，目前提出这一战略构想的国际背景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中俄战略合作面更加广阔。

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北极通航这两个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安全压力。乌克兰事件牵制住了俄罗斯的许多重要力量。俄罗斯在历史上面临的多是东、西、南三方面的压力，北部没有问题，如今俄罗斯前所未有地面临了由北极通航带来的北方压力。最近，它成立了北极战略司令部，这一方面表明俄罗斯雄心勃勃，另一方面表明这个方向要耗掉它的大量国防资源，因为这个方向边界太长且不能回避。而俄罗斯的人口增长缓慢，在西面乌克兰的牵制之上，又增加了俄罗斯北面守边的压力。守边要靠陆军。2009年俄罗斯的人口才开始正增长，俄罗斯的领导人就很高兴。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光靠高科技、摄像探头还是不行的，得靠人，而人口增长缓慢又是俄罗斯国防短期不能弥补的一个“瓶颈”因素。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东部压力日重的因素，这两方面具有较长时段的牵制因素将使中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着广阔的利益聚交面及其合作空间。

第二，欧美关系出现裂痕，欧俄关系出现新调整。

今天的法、德领导人也认识到，张伯仑思想即欧洲内部联合的思想遗产的深远意义。欧洲人要自己问题自己来解决，不能再犯20世纪30年代拒绝苏联却相信并依赖美国解决欧洲冲突的错误。

2014年3月17日，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3月21日，普京正式签署批准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条约的法律，克里米亚正式成为俄罗斯一个联邦区。当时有文章说，“普京赢得克里米亚，却失去乌克兰。”而半年后的事实却是：普京凭实力和意志已经赢得了克里米亚。2015年2月15日午夜零点，德、俄、法、乌四国签署了《明斯克协议》，这表明俄罗斯将进一步得到高度自治且与俄联系更为紧密关系的东乌克兰。目前，欧洲已意识到今天的俄罗斯已不是可以随意怠慢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必须给予俄罗斯足够的尊重。2015年2月6日，法、德首脑屈尊来到莫斯科与普京开展为时六小时的谈判，这表明今天的欧盟已吸取当年因张伯伦的阻止而使法国总理达拉第怠慢了斯大林，由此造成苏美联手并由此使欧洲失去世界霸权的教训。会议将美国和英国完全排除外，其“自家的事自家处理”、不容他人置喙的意思已不言而喻。引发欧洲内斗是英国继而美国控制欧洲的传统套路，欧洲人对此更是心知肚明。

俄、法、德在明斯克的妥协引起了英美两国的酸意。2月25日，俄罗斯2000空降兵在边境地区紧急军演，演练防御作战；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天抨击俄总统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违反了所有有关主权的国际准则”，指责停战协议没得到遵守，威胁对俄发起新制裁，而当天是2014年4月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第一个零死亡日，这场冲突已经造成5 700人死亡。此前不到24小时，北约多国士兵出现在爱沙尼亚边境小镇参加阅兵，插着星条旗的美国军车隆隆驶过，距离俄罗斯领土不到300米。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已决定向乌克兰派遣英军帮助乌政府打击东部武装。当地时间4月19日，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将于下月向乌克兰派遣近300名士兵帮助训练乌克兰军队。同一天，英国国防部宣布，英国士兵已经在乌克兰境内展开培训乌军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英美如何积极，始终没有得到德国和法国的正面呼应。德国和法国毕竟是过来人，它们明白，英美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乌克兰，而在于通过乌克兰事件引起欧洲大陆国家的内战，并像前两次世界大战那样再次从中渔利。

2015年2月6日，法、德首脑屈尊在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与普京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谈判，其间被排斥在外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一定也有了1938年9月被排斥在慕尼黑会议之外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无奈等候祖国任由大国宰割结果的屈辱感受。而2月15日法、德、俄、乌签署的《明斯克协议》，则是欧洲大国以牺牲乌克兰甚至英美的利益为代价与俄罗斯达成妥协。

接踵而来的事更让美国尴尬。2015年5月9日，俄罗斯举办据称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式，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日。事先俄罗斯向许多国家首脑发出了邀请。邀请首先遭到美国的拒绝。早在2月初，美国白宫就宣布，“总统奥巴马没有前往莫斯科的计划”。随后，美国多次呼吁盟国在就出席莫斯科“二战”胜利庆祝活动做决定时应注意“俄罗斯继续侵犯乌克兰主权的事实”。此后，英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欧洲国家及加拿大、日本等美盟国直接或间接地拒绝了莫斯科的邀请。虽然英、法、德领导人抵制5月9日的红场阅兵，但欧盟28个国家也都派出代表参加庆典活动。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于5月10日到访俄罗斯，先到无名烈士墓献花，然后到克里姆林宫同普京会谈。默克尔的补访表明德国要继续保持与俄罗斯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与美国拉开距离的做法让美国十分尴尬。

与20世纪初曾全力投靠并依赖欧洲的捷克和波兰被欧洲大国出卖的命运一样，21世纪初全力投靠并依赖欧盟的乌克兰也就这样被欧洲出卖了。这样的结果对苏联解体后齐刷刷地转入欧盟的东欧影响是深刻的，它势必勾引起那里的人民对18世纪波兰三次被欧洲强国与俄国瓜分、20世纪捷克及波兰被欧洲列强及苏联瓜分的痛苦回忆。出卖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今后东欧在被欧洲大国反复出卖后其转向俄罗斯的趋势将会持续加强。2015年3月18日，普京在莫斯科与格鲁吉亚亲俄地区南奥塞梯的领导人提比罗夫签订为期25年的近乎全面合并的条约。该条约规定，南奥塞梯军队、情报机构、执法部门等与俄方合并，俄罗斯会跟南奥塞梯建立联合防卫及安全地带，并开放边界检察站，向南奥塞梯提供保安及国防援助，包括保护其边界；作为回报，南奥赛梯须允许一部分军事力量加入俄罗斯军队。

2008年是西方经济危机的开始，同时也是西方政治信用危机的开始。当年10月7日，北约成员国冰岛宣布从俄罗斯获得40亿欧元紧急贷款，这是冰岛向欧洲邻国求救连遭拒绝后为避免“国家破产”采取的无奈之举。眼看自己的盟国伸手向“敌人”讨钱，北约国家表现出无能和无奈，欧洲裂痕已初露端倪。

第三，欧洲与俄罗斯争夺范围进一步扩大。

《明斯克协议》的达成并不能说明欧洲与俄罗斯在东欧的争夺已经结束，只能说欧洲认可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底线。至于在其他地区，比如波罗地海或中东地区，这场争夺才刚刚开始。具有风标意义的是，2015年初发生的可以被视为另一次“9·11”的法国《查理周刊》被袭事件。

2015年1月8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杂志遭袭，该事件至少造成12人死亡。1月12日下午，法国首都巴黎举行大型集会，悼念此前因多起枪击案而丧生的17名遇难者。据报道，参加集会的人有百万之多，包括法国总统奥朗德、前总统萨科齐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国左右翼政党领导人都出席了12日的集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意大利总理伦齐等40多位西方政要也到场参加悼念仪式。美国方面则派出司法部长霍尔德参加，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已前往法国驻美使馆悼念。

这件事在欧洲引起如此激烈反应，一方面说明欧洲人民对恐怖主义的痛恨，但能被掀起如此规模的舆论声浪，也说明它在欧洲政治家眼中有被当做另一次“9·11”事件而加以利用的必要。此前，法国的目标已瞄向中东。2014年9月，法国启动代号“西北风”的军事行动，参与打击“伊斯兰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2000多次空袭，其中法国承担大约100次侦察任务和实施同等数量的空袭。

这说明《查理周刊》事件及由此形成的欧洲这种联合姿态，已成为欧洲继利比亚战争后向中东推进的另一次“9·11”宣誓。叙利亚历来是东西方较量的旋转门，控制了叙利亚，欧洲人基本就控制了东方人对地中海的命门。在乌克兰失手后的欧洲，开始挟2011年利比亚战争胜利之余威继续向东推进，如果再能够拿下叙利亚，那么欧洲就能确保其对俄罗斯从而对美的战略优势。当年罗马、十字军的东进和蒙古人的西进，都是在这个地方止步的。因此，今后叙利亚的政治归属对东西方确立其战略优势，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第四，美国将在中国东部地区施加更多的压力。

中国现在的安全环境好不好呢？很好，几乎2/3的边界是稳定和安全的。西部有“三股势力”威胁，但是有俄罗斯的合作，所以问题不大。我们的压力持续增大的地区主要在东部。日本自民党第47届众议院大选获胜，安倍继续执政，我们的报道说安倍在国内声望下降，这一次的获胜表明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还在上升，并且有一定的国际财团支持，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肃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光来自日本本国的右翼势力，还有国际反华势力，更多的是美国大财团中的反华势力，这明显是冲着中国来的。

美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民众游行及美国国防部长换人，具有风标意义。日益扩大的民众游行，说明美国国内政治如没有新的浮财补贴就会持续动荡，而美国防长换人往往是美国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前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结束，都是从撤换前线总指挥或国防部长开始的。小布什时期，拉姆斯菲尔德下台也说明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线将要收缩、伊拉克战争的节奏将要放慢。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辞职，说明美国华尔街不满意奥巴马的守势政策。奥巴马是有些尼克松智慧的总统，他的攻势政策是华尔街逼的，他对华尔街的扩张政策一直在虚与委蛇，比如他始终不愿意继续在中东重启战争。因此，华尔街对他不满，给他停发“工资”，这叫“财政悬崖”。这次把与奥巴马配合得比较好的搭档哈格尔换掉，换上来一个强势防长，这可能是在给下一届强势政策先做铺垫，这将增大中国周边特别是东部海区对中国的安全压力。

但是，再好的形势及相应的战略机遇也是有时空限制的。现在看来，2015年《明斯克协议》后，东欧开始东倒的形势将会随俄罗斯的强势和欧洲的妥协而回潮，而这将大大缓解俄罗斯西面面临的压力，届时俄国会将更多地注意力投向远东。根据历史经验，这个转变的完成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而这期间也为中国解除东海压力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此后，与20世纪70年代的形势一样，中、俄、美三角关系又会出现新一轮调整。

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能够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则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是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现在，雨前的乌云正在翻卷而来，是插秧还是躲雨，就要看各国政治家的智慧高下了。

记者：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您认为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讲，应该怎样看待“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

张文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最高政治目标就是让我们的朋友多多的，让我们的敌人少少的，为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这是“一带一路”的政治“大账”。我们要从维护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而不能以账房先生的视角、从狭隘的部门利益的多少来看“一带一路”的意义和作用。

外媒说我们要搞新的“马歇尔计划”，要通过“一带一路”挣大钱，要扩张。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有抓住“一带一路”的要义。

“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在正确利义观下广交朋友。我们现在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做准备，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多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政治上的事就好办了。在诸多朋友圈中，除了老朋友外，我们今后的重点将是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友谊。习主席自主政中央工作以来出访了许多国家，留意观察，就会注意到他最下功夫、最花时间的多在第三世界国家，在南太平洋连那些小国都去看了。

文以载道，路以载道，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我们不能将“一带一路”理解为资本和地缘政治扩张的地方，而应将它看作是与世界人民交朋友、建立命运共同体，在与世界共同繁荣和发展中一起创造新文明的地方，是“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为实现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做基础准备的地方。其策略意义在于不用传统的“两个阵营”的对抗方式，而用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辩证方式，破解霸权压力于无形，“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今同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就是这样打破美国压力的。当时中国有乒乓外交，乒乓赛事不为输赢，只为友谊，特别是与第三世界的友谊，每次比赛结束后就会有新一拨朋友。毛泽东认为友谊不能靠送礼，友谊要靠政治。同样，今天习近平同志讲要有“正确的义利观”。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读了这些讲话再来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我们有了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2013年习主席访问非洲，在那里明显地我们感受到毛泽东时代为我们留下的世界影响力。非洲朋友们对当代中国的敬仰是与毛主席、周恩来时期的新中国外交相联系的——这也是第一代领导人为我们积累下来的“软实力”。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不仅不能“坐吃山空”，我们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壮大这种软实力。毛主席说，“友谊要靠政治”；还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同样的道理，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只有懂政治才能理解“一带一路”宏大构想的要义；不懂政治的帮忙会反帮“倒忙”，不懂政治的帮人会反帮出仇人。

记者：您说到“只有懂政治才能交朋友”，“不懂政治的帮人会帮出仇人”。您能具体谈谈怎样才是“懂政治的帮人”吗？

张文木：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俄国人帮助中国修建“中东铁路”；另一个是中国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坦赞铁路。

俄国人曾在中国修建的“中东铁路”，就是帮人不成反结怨的案例。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允许俄国修筑东清铁路。同年9月，中俄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对拟建中的东清铁路有建筑权和经营权，并委派华俄道胜银行承办；铁路股票名义上属中俄两国商民；80年为限，期满后铁路及其财产全归中国；自通车之日起，36年后，中国政府有权“给价收回”铁路。合同还规定，中国提供筑路地皮，“不纳地价”；铁路的宽度、行车规章与俄国国内的铁路相同；俄国有权免费运兵；俄国利用该铁路运往俄国的货物一概免税，等等。使中国在铁路地段的主权丧失殆尽。

由于俄国人采用的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思维方式，很难处理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结果落下的一大堆埋怨，一直延续到赫鲁晓夫时期。朝鲜战争后，尽管苏联人极不情愿地离开中国东北，但其沙文主义思维继续损害着中苏的关系。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过去援助中国建设的三个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不足以指挥其在远洋活动的潜艇，希望双方合作，由中方出资3 000万卢布、苏方出资7 000万卢布，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用4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6月28日，苏联又希望借用中国沿太平洋海岸线，提议“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坚决反对苏联的沙文主义，宁肯不要援助，也要保持独立自主。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对外援助中坚决摒弃了帝国主义模式，我们不能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再经受中国人曾受到的屈辱，政治当先，利在其次。新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援非项目坦赞铁路，可谓是毛泽东经援思想的生动体现。

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它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支持政治上的独立。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因此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线。坦赞两国政府曾联合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请求苏联政府帮助，再度遭拒。1965年，中国开始考虑接受坦桑尼亚向中国提出的请求，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认为，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其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能比拟的；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而要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项目，援助了他们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意的，而中国和坦赞两国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彼此之间是互相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谁要打谁的主意。1967年9月，三国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68年5月15日，坦赞铁路建设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勘探；1970年10月26日，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开始施工。1975年10月22日，铁路全线开始试运营；1976年7月23日，铁路全线正式运行。铁路跨越东非大裂谷，其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中国先后派遣工程人员达5.6万人次；高峰时期中国在场工程人员达1.5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铁路完工后交由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和技术支持以协助其营运。

如果比较俄国人在中国东北修建并由此与中国结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东铁路”和毛泽东时期中国人不图回报无私地为非洲兄弟修建并由此与非洲结下的友谊迄今温度不减的坦赞铁路，我们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得失之道及毛泽东为新中国的深远布局。中东铁路是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产物，而坦赞铁路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前者为一点小利而失中国，后者不图小利而赢得世代友谊。友谊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而软实力则是支撑硬实力的核心要素。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台湾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今天，我们也得主要靠第三世界兄弟把中国再次抬向世界大舞台。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朋友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当然还有第二世界。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谈到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问题时要求中国外交“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搞清谁是朋友、谁是对手，毛泽东说，“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在今天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必须看清的首要问题。

记者：现在我们推进“一带一路”，您认为有哪些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张文木：我认为，推进“一带一路”要解决好两方面的认识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建设与主权国间的关系问题。

国际陆运与海运不同，陆运要经过一个一个主权国，而后者则是一望无际的公海。公海好说，主权国每一步都很难走，光铁路反复换轨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俄罗斯在本国境内修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只用三四年就修通了；相反，在中国修一条“中东铁路”，50多年都是没完没了的恩怨。今天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要到人家主权国去修高铁，这里头投资容易收益难。投资大家都是欢迎的，没问题；但是当利益回报需要很长时期的重资产投下去后，下一步的“互利互惠”才是你要面对的。在这个上面，我们一定要汲取历史上中俄修建“中东铁路”方面的教训，认真总结、学习和继承新中国经援外交的成功经验，考虑得更加周到一点。毛泽东说：“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交朋友是主要的，不能急于求成。

有的同志说我们实行的是新的“马歇尔计划”，多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欧洲人最怕的就是马歇尔计划。原因在哪呢？马歇尔计划的目的真义并不主要在对苏冷战，而在于落实罗斯福生前分裂欧洲的政策，当时罗斯福的欧洲政策的要义是保持欧洲的碎片化。

1939年，罗斯福考虑出兵欧洲抗击希特勒，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罗斯福认为当时欧洲存在被希特勒强行统一的可能。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丘吉尔看清了美国的目的，意识到张伯伦当年的绥靖政策的良苦用意，真是悔不该当初。1946年，丘吉尔要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发誓要搞“欧洲合众国”，推进欧洲统一。马歇尔一看这不行，欧洲统一了，美国这仗就白打了，只有欧洲破碎，美国才会有从容的地缘政治环境——这是老英国的视角。老英国治理欧洲的方法，就是在其破碎中大获红利。现在美国也是这样。为此，马歇尔在丘吉尔要利用欧洲经济危机对其实行二次统一的当口撒下一大笔钱。比如在欧洲“骨折”长好前，马歇尔及时撒了一层“粘合剂”，其后果是提前将欧洲版图的破碎性固化了。当时美国的目标造成了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和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大陆两翼破碎。保障后者目标实现的就是美国与苏联、英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把中国一分为二。但是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抵制下，它们分裂中国的图谋最终破产，1949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今天我们一些同志还要再搞“马歇尔计划”，其实这会引起相当一些欧洲人内心的隐痛。2008年欧洲陷入经济危机时，欧洲一些人就不再愿意让比如冰岛、希腊等这些小国接受欧洲以外的金融援助，其原因就是出于当年马歇尔计划让他们体会到的那段撕国裂土的后果。

第二，如何认识“一带一路”阻力和风险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再西开丝路，可能俄罗斯会碍事。但是大家想想，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对通畅的时期主要集中在汉、唐两朝，汉、唐在当时面临的风险是匈奴和突厥南下及来自中亚的“黑衣大食”东进的压力。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北方大漠地带的控制往往是鞭长莫及的。在俄罗斯东进之前，填补这一真空地带的一直是匈奴、鲜卑、突厥等马上民族，唐时西面更有“黑衣大食”东扩的压力；俄罗斯由西而东过来后，我们的丝路基本中断。但另一方面，西北“匈奴问题”、突厥问题甚至中亚类似今天的IS即“伊斯兰国”的威胁也基本解除，北方草原马上民族的压力也从西北逐渐地被俄罗斯挤压到东北。明朝之后，中国南方海上压力日增，其北方政策考虑的更多的不是独控，而是让谁填补这块战略真空地带更有利。今天我们与俄罗斯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中国在东部压力日增的情况下，我们无力单独应付西面的战略压力，这正如俄罗斯在西面压力日增的情况无法单独应付东面的战略压力一样，因此，中俄两国在中亚丝绸之路上是彼此需要的。

前一次习主席访欧，德国总理默克尔赠给我们一幅地图。这个地图有明显的战略指向，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北方俄罗斯。当时德国在乌克兰面临着俄罗斯进逼，它当然希望我们在东部对俄造成牵制；但中国不会在中俄合作问题上不顾大局，重犯王明式的“笔直又笔直、纯粹又纯粹”和“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重犯三国东吴因贪荆州小利而造成东吴、蜀汉两家双双败亡的错误。

推进“一带一路”要有辩证思维，辩证法讲究的是矛盾转变，将阻力变为动力，将风险转化为机遇。斯诺曾问毛泽东为什么搞世界革命？毛泽东告诉斯诺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在哪里发表声明，并开大会声援，帝国主义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点空话，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很有哲理，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巩固和消化战果，就需要几乎是翻倍的资源，而不能消化的战果多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资源并拖垮我们的国力，弄不好还要与当地人民结怨，而怨意积累多了就会化为怨恨，今后再来化解这些历史怨恨又要更多的资源。沙俄帝国在中东铁路上犯过这样的错误，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到处出兵，“输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为了化解这些怨忿又要到处支出并持续透支资源，结果将苏联生生拖垮。懂点军事辩证法的人都会知道，对军事据点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其半径的控制。10个控制点需要的就是控制10个半径面的资源。较远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没有控制南北纬30度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脚，而中国远没有这样大的资源。礼花因虚而明，礼炮因空而响，虚实矛盾是可以转换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对斯诺说的“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的哲学深义。

记者：除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亚投行也是近来我国发起的一大举措。那么，亚投行的产生与当今世界权力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什么关系？

张文木：总体来说，亚投行的设立对中国是一次机遇，同样，这也是历史发生转折的标志：标志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与此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着转移。至于转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也有可能是以英国为牵引的欧洲。

谈到世界权力体系的问题，应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说起。当年国际权力向美国转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权的行列，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12月，45个国家或政府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45年12月，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这标志着以当时拥有世界70%的黄金储备的美国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作为唯一法定货币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重要的顺差国，为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相应地也获得了一票独大的决策权，世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自尼克松之后，美国的华尔街商业金融资本与黄金脱钩，由此导致美国的托拉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分离，并使金融资本反客为主，工业资本开始屈从于商业金融资本。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今天的工业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这是资本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的返祖，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也是资本主义进入最腐朽阶段的标志。我们说“腐朽阶段”并不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创造能力，而是说它的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

随着美国的衰落，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在华尔街的参与下，华尔街正在将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价值向其他币种转移，“狡兔三窟”，有可能是由几种货币最终过渡到一种货币，政治上考虑，这个最终货币可能就是英镑。亚投行瞬间火爆，近60个国家参与，没有华尔街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于目前世界资本开始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节奏，我们要多问一下为什么。如果这个过程完成，届时国际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脱离美国的转移。至于这个重心是欧洲还是亚洲，那要看他们驾驭资本的能力。目前欧洲正在为此准备，而中国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而美国则为此真着急。

为什么是英镑？因为英国的政治条件有利于商业资本的生长。目前英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英镑仍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崛起之前英国一直是近代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罗兹会社”，其最高目标是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剩下就是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

然而，自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衰落，其世界霸权为美元取代。为此英国一直很痛心。从丘吉尔开始，英国开始为恢复大英帝国昔日地位而默默准备。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这个策略很有效，进入21世纪后，美英开始角色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不要忘了英国人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为什么这么说？1950年1月26日印度建国，4月1日即承认中国的外交地位。印度过去是英国殖民地，尽管印度1947年就实现独立，但当时它政治上仍然受制于英国，英国不首肯，它不可能有承认新中国的魄力和胆识。1954年，英国跟中国建立代办关系。这一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当然不高兴。此后，英国又将美国忽悠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最终导致美国在本世纪初的衰落。现在，英国根本不顾美国的感受，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这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向新中国伸出橄榄枝并两面获利的老调重弹。美国如果没有应对能力的话，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真的衰落了。

对美国打击最深的还不是欧洲人对美国的抛弃，而是与美利坚民族曾并肩战斗反对欧洲压迫的华尔街财团对美元从而对美国的抛弃。美国对中东的失控意味着世界石油天然气交易将脱离美元体系，在国内没有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军事上又无力挽回中亚败局的情况下，石油交易脱离美元体系是难以避免的，美元面临大幅缩水的危局。“山雨欲来风满楼”，华尔街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要考虑资产转移的问题。目前欧元自身难保，不敢说华尔街会把它所有的资产全部转移到英镑上来，但英镑却是它的最重要的选择。

其次，英国在历史上是自意大利威尼斯之后的最具国际商业金融经验的国家，通过共济会等组织控制金融并控制世界，是聚集于华尔街的国际金融集团的传统手法。现代共济会始于1717年英格兰现代总会所的成立，自那时起，就已形成了以会所和总会所为组织单位的基本架构。共济会目前在欧洲大约有18 000家以上的蓝色会所，英格兰有8 600家、苏格兰有1 800家左右，两者合计已经超过欧洲的一半还多，可见欧洲共济会的重心在英国无疑。有了有力的组织保障，资本财富落地就有了安全保证。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法国、德国则不具备这一条件，“二战”期间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事，更让今天的华尔街大佬们后怕。

那么，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资产有没有可能向人民币转移呢？暂时性的共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它需要保值——这是他们选择亚投行的动因，但长期“结盟”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上不许可。资本没有祖国，遑论社会主义国家。华尔街资产需要它所依附的国家有力，只是为了它的资产保值，同时它又不需要这个国家有力，因为它还要吸吮这个国家的“血液”。

近些年，坚持不加入欧元区的英镑却加大了与人民币融接的力度。2013年6月22日英国央行宣布，已经与中国方面达成了一项英镑与人民币之间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协议有效期为3年，额度上限为人民币2 000亿元。这样，一旦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发生全面性的短缺状况，英国央行将能够向英国国内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及时补充其所必需的流动性。而在此前，英国央行已经与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了类似的货币互换额度协议。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确认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

英国伦敦曾是世界金融中心，落地英国的金融界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称的英国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举动绝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它很可能是配合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转移所做的“暗度陈仓”式的准备。

有人说华尔街不是还有大量资产以不动产如矿山、土地等的方式贮存和保值吗？因而它不一定要以货币为其贮存手段。不错，不动产可以保值甚至增值，但是，利用不动产增值需要主权国家及其政治力量的保护，比如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所依赖的中东石油，要保证其完全以美元交易，取决于美国军事力量在海湾存在程度；而依赖主权国家保护的资产，其安全就没了绝对保障，更不用说增值了。比较而言，只有高利贷货币，才是金融资本家可以相对独立掌握因而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首选。自从21世纪初美国伊拉克战争失败后，华尔街金融资本日益脱离了马克思所说的“G—W—G＇”即资本（G）经过商品实物（W）使其资本增值（G＇）的公式，日益转入“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即赤裸裸的通过高利贷实现资本增值的公式。现在，华尔街资本又回到它的最初的“货币财产”的形式，这是对工业资本的反动或曰“返祖”形式。

目前，国际资本的重心正由美国向英国为首的欧洲体系转移，美元体系向英镑体系的由大西洋西岸向东岸转移的趋势正在悄然发生。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将举行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分裂政府的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让位给新兴崛起的经济体。

今天的美国真的衰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起两大新兴力量：一个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另一是初步整合起来的欧洲。这两大力量对世界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记者：美国的衰落导致世界权力体系发生转移，那么美国衰落的根本性原因在哪里？

张文木：导致当前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是国家对金融监管权的丧失。明察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

美国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美国在崛起之前和之初还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平衡。这是由于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财团和美利坚民族的金融资本家的祖辈有许多曾在欧洲是以打倒天主教权为目的的文艺复兴及随后民族独立运动的资助者，在这些目的实现后，他们便在与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权力之争中遭到惨败，有的还被驱逐和流放。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以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犹太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如果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和苏联都执行严厉的限制和防范犹太人的政策，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欧洲对这些金融资本家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因此，当时华尔街或者被艾森豪威尔称谓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利益和美利坚民族利益还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打倒欧洲，使美国取代欧洲的世界霸权。在这样历史背景下，美国资本家是支持罗斯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时又出现了谁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有着深痛教训的美国金融财团卯足了劲，一定要把国家权力掌握在手中。他们从金融即他们的长项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机，造成国家资金短缺形势，迫使美国政府向他们借钱。借钱可以，但条件是要改革国家金融垄断体制，理由是政府“监管不力”才造成“危机”。金融管理经验远不及老牌欧洲的美国政治家远不是被欧洲人赶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对手，更没有将金融提高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开始有些美国政治家比如林肯、麦金莱、肯尼迪等也试图通过提高国家对金融监管能力，将金融监管权力收到国家手中；但最后他们及其努力多为美国金融集团干掉了。一次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和随后的放权，最终华尔街将原来由国家掌握的银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华尔街反客为主，政府成了它的最大“银行客户”。结果，巴黎公社放弃银行的监管权所造成的亡国恶果，一百年后不幸又在美国上演。美国民族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牺牲品，殖民地现象已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逆推。

我们知道，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银行是一对国家必须依赖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支柱，银行好比是一个人的血液，实体经济是肾，有血可以强肾，有肾也可以生血。华尔街利用危机搞垮了美国国家银行后，立即向实体经济发难，利用手中的金融权力慢慢将美国的实体经济击垮。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从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继续跌至19.4%。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为1.7%，2009年猛跌至-18.7%。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降至目前的12%左右，其中与国民生活无关而华尔街石油集团需要的军工产业还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使得美国由以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

尼克松任总统之前，美国货币以黄金为基础，并且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但是，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国拒绝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本位制名存实亡。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与国际石油挂钩，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双方确定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从此，美元的强弱始终影响着国际油价的走势。作为石油的定价货币，石油成为支撑美元的价值要素。之后开始炒作石油价格，利用各种方法让世界大量使用石油，并用美元结算。比如，美国向世界宣扬近乎极端的环保主义，其核心目的是加大石油消费，让石油替代煤炭，这样美元便与海外石油挂钩，由此必然的逻辑就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从而实体经济相分离。美元不再依赖实体经济，从劳动形态上来说，美元背后的支撑也不再是民族劳动产品，与古罗马出现的情形一样，整个国民不再需要劳动，只要控制了石油生产国，就能保证美元坚挺。美国对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重点日益向中东集中，其目的就是用一切手段保证石油以美元结算。此后，美国国民成了华尔街控制中东的炮灰，而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在华尔街设置的一次次“财政悬崖”中乖乖就范。底特律曾是美国人引以骄傲的工业成就，2013年12月3日，美国联邦破产法官罗兹做出裁决：底特律市符合《联邦破产法》第9章的相关规定，符合申请破产保护的资格。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城正式宣告破产，同时它也宣告美国工业资本惨败并屈从于商业资本的历史的开始。自从美元脱离黄金转为石油美元后，美国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开始分离，现在更是沦为金融资本的奴仆。

但是欧元出现了，现在人民币也日益有了国际货币的趋势。有些中东国家尝试以欧元或人民币为石油结算货币，这对石油美元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美国图穷匕现，对于那些不愿意用美元结算的国家不惜发动战争。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透支和伤害了美国的国力，但对华尔街来说，却是双重利好。军事战争既拉动了军工利润又保证了国际石油结算以美元为主，美元结算让美元坚挺。为了保证美元坚挺，美国必须控制世界主要产油区并为此展开持续不断的战争。这时，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至此已分道扬镳。随着美国在最近几场战争的失败，华尔街利益开始与美国买办集团的利益分道扬镳。今天，华尔街资本已有了“出走他乡”的意图，这对美国统治集团是痛苦的，但对美国人民和美利坚民族却是有利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美国衰落是结构性的衰落。尽管美国GDP仍占世界GDP的1/4强，对外贸易总额世界第一，尽管美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柱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仍然以美元定价为主，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70%左右水平，但结构决定趋势，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及失去改革能力的政治结构告诉我们，美国的衰落将不可避免。

“工业资本屈服于金融资本”，是美国经济结构中不可调合的矛盾的具体表现。奥巴马上台后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陆续从阿富汗撤军，要搞“再工业化”。这与华尔街的利益产生了矛盾。现在的美国实体经济只占不到12%，并且深受战争影响，导致美国支出巨大，国内形势一塌糊涂，斯诺登出走、警民冲突事件不断升级等，说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低。这就像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为自己培养出掘墓人。美国目前可以引以为豪的是软件、高科技领域，但“好汉不失一粒米”，软件解决不了衣食住行问题，老百姓最后是要吃饭、穿衣、住房的。这些东西不能指望国际市场的调节，老百姓一饿，没粮食，光靠软件有用吗？软件、科技产业只能解决发展问题，不能解决生存问题。人民上街多为饥寒所迫。这是唯物主义的解释。

现在，奥巴马看到了美国的问题所在，宣布再工业化，要实行医疗改革，推动控枪法案，这是为国为民的思路。谁知，他话音刚落，底特律就破产了，医改、禁枪都是阻力重重。为什么？华尔街资本家不答应。军火商们为了保证基本的枪械市场，不惜放任国民自相残杀。天下哪有恶医希望病人速愈的事情。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后，与美国崛起之初工业产品进入欧洲导致的结果一样，第三世界的轻工业产品涌进美国，使美国工业成为多余，这不符合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却是符合华尔街利益。华尔街在美国成了一个怪物：美国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石油扩张；军工石油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华尔街，进而进入美国财政；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使政府对华尔街依赖日益加深。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再加上完全为欧洲忽悠起来的世界老大的地位，迫使美国还要扛起全世界事务，由此造成美国迅速衰落。

现在打仗这活儿美国实在扛不住了，如此战争的失败使美元与国际石油的“不可动摇”的绝对挂钩关系发生动摇，这迫使华尔街要考虑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资产保值问题。坚挺的美元符合作为民族国家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元的坚挺才符合华尔街利益，美元如果持续疲软，华尔街的利益就会受损，至于美国衰落，这不关华尔街的事，他们需要的只是其资产保值。这也就是目前亚投行吸引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注资的原因。可以试想，如果没有华尔街的参与和允许，这些西方资金是不会来的。资本没有祖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是不愿意看到西方资金注入亚投行，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老大地位真正动摇和美国的真正衰落。美元是跟美国绑在一起的，但美元里面的价值可是跟华尔街绑在一起的。华尔街不会让自己的资产随美元这艘曾经的“泰坦尼克”双双沉没。

在美国出现结构性衰落的情况下，为其资产改选其他有实力的币种是可行的方案。现在看来，欧元不行，欧元现在危机重重；德国马克较有实力，但“二战”前后的德国政治让这些金融大佬至今仍心有余悸。比较而言，英镑是比较好的选择。前阵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大举抛售香港和内地资产的同时，又在英国乃至欧洲各国“购买”商业项目，李氏资本的这条迁移路线与上述判断相吻合。

记者：美国的衰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示呢？我们该如何应对国际资本的挑战？

张文木：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较早较成熟地学到威尼斯商人金融管理经验，这使它成为近代文明的引导力量。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批判地学到英国治理世界特别是其中驾驭国际资本的经验，中国必将成为建设未来新文明的重要力量。

英国在近代世界史中建立起世界霸权，除了其工业领先外，伦敦商人从威尼斯商人那里学习到的金融管理本领更使英国霸权如虎添翼。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认识到，消灭资本的前提是要先学会驾驭资本。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也认识到并基本掌握了驾驭国内资本的本领。现在国际资本主动找上门来，这样我们不得不面临要学会驾驭国际资本的本领。中国治理古代世界的经验是非常有效的，但对于未来的世界治理则是新手。在这方面，英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美国有许多教训都需要今天中国人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这个世界在变化，唯有渴望不曾改。欧洲人正在抛弃美国，不然，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不会在2015年2月召开的明斯克会议上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普京讨论并决定乌克兰前途；华尔街也在抛弃美国，不然也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个多月内有那么多的西方资本不约而同地蜂拥进入亚投行。美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全世界衰落，与此相应，关于世界未来道路思考的基本面正在向社会主义方向汇聚。可以看出，亚投行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背后不仅是大国之间的政治较量，更是世界各种力量正从不同方向——或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考虑着新的选择。

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有了学习管理国际金融本领的机会，挑战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可能产生的国际资本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更大的伤害。避免伤害的办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学习并掌握战胜它的本领。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金融在历史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推动国家的崛起，也可以诱使国家衰亡。20世纪初世界金融危机逼使俄罗斯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同样也是国际金融力量诱使失去金融监管能力的苏联瞬间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抵御国际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伤害，这一点已在苏联初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得到证明；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管理和驾驭金融资本的经验也会亡国，这一点从苏联后期乃至今天美国衰落的教训中得到证明。《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为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教训的著作。1891年，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领导入忽视金融监管造成的恶果非常痛心，恩格斯为一百多年前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巴黎公社总结出的这条教训，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更具警示意义。

近代以来迄今，我们从国际金融的受害者、拒绝者、被动适应者，到现在转为积极参与者。今天我们在国际金融管理领域还是新手，与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的美国一样，新手刚上路就被推向“第一把交椅”，与此相应，人民币还要推向世界货币。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个“欲使吾居炉上耶”的第一把交椅意味着在世界事务中我们要担第一责任，如果体力不济的话，这个责任就是扛不起并要将我们压垮的高危重活儿。殷鉴不远，美国就是被这金融“第一把交椅”压垮的。翻车路上无先后，对此教训我们要认真汲取。

目前的世界基本矛盾仍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托拉斯进入金融资本垄断阶段。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下一届美国总统一定是个孟浪的主儿。为什么？华尔街给美国政府时间不会太多了，要想保住美元，美国政府就得留住华尔街财团；要留住这些人，先要保住他们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在独控中东无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现苏联解体后释放出的浮财并由此使美元升值。从美国战略东移的指向看，他们的目标是中国。但时间又不在美国手中，而要在短期内打倒中国，美国下届新上来的领导人就得生猛。

美国的衰落对中国不仅是机遇，更多的还有挑战。未来几年将来势汹汹，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真老虎；但本质上它色厉内荏，因为时间不在他们或她手里，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是纸老虎。对付这样的美式“老虎”，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只需用春秋时曹刿论战中的方式，让其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中陷入“彼竭我盈”的境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方针。在今天，“熬时间”仍可视为中国西太平洋斗争的基本策略。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希拉里就是“一鼓作气”而来，“再而衰”而去；下一次再来，时间在我方一边，除了“三而竭”，美国反华势力不会有其他结局。

当然，摆在美国前面的还有尼克松式的出路，即在华尔街离开后，美国“而今迈步从头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休生养息，恢复国力。目前看，美国统治阶层不敢这么做，而美国人民的力量也不足以造成有效的革命形势。长期看，革命可能是目前美国得以自救而华尔街也明白的趋势。革命来临之前，他们得“狡兔三窟”，先转移财产。

1917年刚刚过去，2017年正在到来。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给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代社会主义者要像列宁那样，具备为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利用进而驾驭国际资本的能力；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学会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塑造进而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国将给世界人民提供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未来还是会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断：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不管哪种可能，社会主义新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旧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